高等教育何以失去了公众信任

　　11月12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刊登了美国得州农工大学传播与新闻学助理教授马克赫拉维希克的一篇评论文章《我们为何对高等教育如此愤世嫉俗？》。该文从一项令人触目惊心的民调谈起：大约70%的美国人认为高等教育“整体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在一个把大学视为文明象征的国家，这样的比例不仅令人忧虑，甚至还构成了一种文化震荡。作者并未把矛头简单指向学费、就业或体制僵化，而是追问了一个更深的文化性问题我们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在大学问题上变得如此愤世嫉俗？

　　在我看来，赫拉维希克的文章不只是对美国现状的批判，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高教危机：在一个知识高度流动、权威不断被质疑的时代，高等教育何以失去了公众信任？而信任的消失，又意味着什么？

　　赫拉维希克在文章中追溯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艾伦布卢姆所著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谈到的美国大学的致命转变。该书的副标题为：高等教育如何辜负了民主并贫瘠了当代学子的心灵。布卢姆在书中批判了当时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盛行的开放式相对主义，并指出这种思潮导致了书名中的“精神的封闭”。他认为，开放性削弱了批判性思维，并消解了定义文化的核心视角。

　　该书在当时成为畅销书，仅精装版的销量就接近50万册。由于布卢姆在书中通过大量的匿名故事、课堂轶事和价值批判，描绘了一幅大学被“相对主义”与“虚伪”蚕食的画面，这种叙述方式迅速激发公众的质疑，使人不再把大学当作寻求真理的场所，而把它视为价值混乱之地。随着媒体对这一观念的进一步传播，这种“揭露式叙述”不断强化一种文化心理大学似乎一直在“背离初心”。

　　步入21世纪，这种叙述模式不但被政治化，而且被不断放大。保守派把大学视为“左翼堡垒”，自由派把大学视为“资本化机器”。彼此的指控交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不信任漩涡。

　　赫拉维希克文章的结论也正源于此：摧毁信任比建立信任容易得多，而如今的美国正处于信任消散的加速期。如果说布卢姆开启了质疑大学的叙事方式，那么当今美国社会的质疑则演变成了一股塑造舆论的潮流。要理解这一切的根源，必须走入美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之中。

　　首先，政治极化重塑了公民对公共机构的态度。在许多美国人眼中，媒体夸大其词，政府效率低下，专家“脱离现实”，大学也自然难以独善其身。那些原本应当维持社会理性的机构，在激烈的党派化叙述中逐渐失去了正当性。大学被卷入关于、身份政治、种族议题，以及多元、平等和包容原则等领域的争论，往往不是因为大学本身如何，而是因为社会需要一个象征性的战场来投射自己的焦虑。

　　其次，经济因素强化了公众的不满。过去20年，美国大学学费持续上涨，学生债台高筑，一个年轻人背负几十年贷款的新闻并不罕见。当大学从“改变命运的阶梯”变成“无法偿还的负担”时，对上大学的信心自然动摇。人们开始质疑大学承诺的未来是否真实。教育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断裂，让信任的基础出现裂纹。

　　最后，科技与就业市场的变动也深刻影响了大学的社会形象。人工智能（AI）与自动化重构职业结构，使大学学历不再保证社会地位或生活的稳定。

　　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人人都可以发声、都可以发表自己所见的“事实”，社会不再依赖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权威。在这种语境中，“为什么要信任大学”“教授是否值得尊敬”成为反复被提及的问题。大学原有的“象牙塔”形象不再稳固，新的知识权威尚未建立，这种过渡时期形成了真空，而真空之中，怀疑最易滋长。

　　在英国，学生对大学的满意度10年来持续下降。相关调查显示，学生越来越重视大学的“职业结果”与“价值回报”。在澳大利亚，大学因疫情后财政危机与国际学生骤减而大幅裁员，导致公众质疑大学是否仍具有公共意义。在日本，长期萎缩的人口结构使大学招生危机日益严重，甚至出现地方私立大学大量关闭的现象。调查显示，从 2000 年到 2020 年，日本至少有11所大学关闭、29所合并，而在此前的50年中仅有3所。

　　在欧洲大陆，多国高校因科研经费不足、教师待遇恶化，使公众质疑大学治理能力。有报告指出，44 %的欧洲高校在过去5年中经费持续偏低或减少，70 %的高校将“经费不足”视为教学与学习提升的最大障碍。换句话说，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信任动摇与结构性压力。

　　在我看来，要理解现代高等教育为何如此艰难，还需把视野放到全球层面。事实上，如今的高教环境已经与布卢姆时代有了根本性差异。彼时的困惑，更多来自人文教育的内在焦虑，而今天的人们则必须面对科技革命、全球竞争和公共理性衰退所叠加的系统性复杂局面。

　　首先，全球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大学教育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当入学比例从20%跃升至60%、80%时，大学的角色自然发生变化。它不再是“选拔精英”的场所，而是“回应多元需求”的机构。期待大学像过去那样保持纯粹与深度，几乎是不现实的。

　　其次，全球化重新塑造了高等教育的功能。在传统社会，大学的使命主要是培养本国公民，推动本土知识生产和发展。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大学成为国家软实力、科技创新和人才竞争的前沿阵地。大学不只是“文化机构”，更是国家战略资源。

　　最后，数字化革命重构了知识结构。过去，大学是知识的“入口”；如今，互联网和AI成为新的入口。一个青年不必进大学，也可以通过网络学习编程、文学、哲学，也可以在社交媒体形成影响力。大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且被迫面对一个更加开放、竞争激烈的知识生态。

　　此外，全球舆论环境的碎片化，使大学越来越难以维持公共正当性。过去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公共空间，而今日的公共舆论已被算法切割成无数信息茧房。大学作出的任何决策，都可能被即时放大、扭曲、对立化。在这种环境中，大学不但难以得到理解，更难以被公正评判。

　　因此，当布卢姆讨论大学的问题时，他担心的是思想世界的纷乱；而当今的人们在讨论大学时，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制度性环境的变化。大学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远超知识内部危机，而是外部世界的全面重构。

　　当AI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世界，“大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成为新的讨论焦点。但我以为，越是在这个技术迅猛演变的时代，大学的重要性越不容忽视。

　　从知识层面看，AI可以生成信息，却无法验证真伪。在大量虚假信息、半真半假的知识充斥网络时，大学反而成为少数能提供“可信知识”的制度性机构。大学以方法论训练、学术规范、同行评议和研究伦理维系知识秩序，让社会不至于在真假之间迷失。

　　从能力层面看，大学培养的是判断力、责任感和解释力，而这些恰恰是AI无法替代的。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判断力，就会陷入“情绪统治”；缺乏责任感，就会陷入“技术冷漠”；缺乏解释力，就无法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大学通过跨学科训练、人文教育和科学方法，使个体形成对世界的整体理解。

　　从创新层面看，大学仍是科技突破的前沿。从量子科技到生命科学，从新能源到AI本身，大部分原创性突破都来自大学实验室。若没有大学，科技创新将失去重要根基。

　　从人文维度看，大学具有社会反思功能。AI无法回答人类为何存在、制度应当如何运作、价值为何重要，而大学仍需承担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的职责。在一个被算法推着走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大学这一价值引导与伦理讨论的平台。

　　因此，在AI时代，大学的重要性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加凸显。它不仅是技能的训练场所，更是文明的自我修复机制。

　　站在全球高等教育的维度，大学的公共使命可以概括为3个层次，但更应通过叙述的方式理解其内核。

　　大学是文明的知识库。不论是对历史、科学、文学还是社会制度的理解，大学都承担着保存、更新与传播知识的职责。当社会陷入短期主义、碎片化和消费化时，大学必须站出来提醒人们：知识有深度，文明要沉淀，人类不能只活在当下。

　　大学也是未来的创新平台。世界的发展从来都取决于知识突破，而非情绪的宣泄。无论是解决气候危机、公共卫生问题，还是科技伦理议题，都需要大学作为跨学科合作的枢纽。大学不仅产生知识，更推动社会进行长期思考。

　　更重要的是，大学是价值与公共理性的守护者。在全球范围内，大学往往是少数仍能坚持开放讨论、自由辩论和追求真理的机构。在一个意见对立、利益冲突、信息极化的时代，大学所维护的公共空间，正是社会能否避免走向对立和混乱的关键。

　　因此，大学的公共使命并不是简单的“培养人才”或“服务经济”，而是维系文明延续的根基。它让社会能够记住过去、理解世界，并尝试创造未来。

　　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失去了公众信任，既是美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既是制度危机，也是文化危机；既是现实困境，也是叙事困境。

　　但正因如此，大学更需要以坚定而平和的声音告诉社会，自己为何仍值得被信任。

　　大学存在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守护文明、维系理性、孕育创新。大学越是被质疑，社会越应当思考：一旦失去大学，我们将失去什么？失去知识的秩序、公共理性、跨代传承与创新能力的社会，将不可避免走向短视、混乱与自我消耗。

　　因此，重建信任不只是大学的任务，更是整个社会的任务。大学需要改革，但改革不能以摧毁信任为代价；公众需要批评大学，但批评不应落入愤世嫉俗与虚无。大学与社会之间，需要重新建立一种互相理解、共同承担未来的关系。

　　信任大学，就是信任我们共同的未来。愿每一个关心文明走向的人，都能参与这项重建信任的文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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