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坏、空之途

　　佛家用“成、住、坏、空”来描述一个现象从发生到消亡的过程，我们不妨也从这一视角观察游牧文化。终大清一朝，满蒙联姻是法定制度，包括著名的孝庄在内的一大批皇妃，来自蒙古草原，而清宗室的女儿们则由皇帝指婚，配给蒙古的台吉（有黄金家族血统的首领）。总计入关前后的整个清宗室，满蒙联姻达586次，入关前联姻的32年间，为84次，入关后的268年间，为502次。这总计586次的通婚，满族皇家出嫁给蒙古的女子多达430名，其中入关前27名，入关后403名。满族皇帝及宗室王公子弟娶蒙古王公之女156名，入关前57名，入关后99名。（见杜家骥：《清朝的满蒙联姻》，人民出版社）满蒙联姻使满清皇族融入了蒙古血统。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稳定蒙疆，而作为乌桓、鲜卑之后的满清，自入关后渐渐融入了农耕文化。随着满族贵族汉化的逐步加深,他们对游牧文化逐渐生疏。宗室成员视蒙古为苦寒之地，往往不愿女儿远嫁，有的亲王、郡王将女儿隐匿不报，提前私聘与京城旗人，导致乾隆下旨严禁。由于农业经济成为其政权的主要基础，清政府逐步放弃保护蒙古的政策，进而像历代中原朝廷一样，将“匈奴回纥之祸”视为潜在的心腹之患。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姚锡光，在《筹蒙刍议序》中这样总结清政府的蒙古政策：“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治其生。一绝匈奴回纥之祸，其术可谓神矣。”“众建”就是广泛分封,严格旗界，禁止“越旗放牧”，限制游牧范围。游牧人群的观念中，不但没有旗界，连国界都没有。“古列延”时期，由于众多的人口、牲畜聚集，游牧圈的范围必须很大。到“阿寅勒”时期，游牧单位缩小，游牧圈也随之缩小，但不同“阿寅勒”的游牧圈往往相互交叉、错杂。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土地所有权”是个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概念。清朝实施旗界封闭制度，用法令限定了游牧范围。游牧是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远距离的游牧（走“敖特尔”）更是牧民躲避大灾的基本手段。限制游牧范围严重打击了游牧文明的生机。1964年锡林郭勒盟大灾，部分受灾地区在盟一级的调控下，实现了千里移牧。新华社引一位老大娘的话说：“如果在解放前，封建王公各霸一方，我们到那里连个站脚的地方也不会给你。”（见王建革：《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可见封闭旗界对游牧文化打击之深。“崇释”就是推行教。蒙古的本土信仰是萨满教，它没有教派、教会、道门之类的信仰组织，不需要寺院、教堂之类的宗教设施，更没有经典和教主。它的多神论本质上是民间的大自然崇拜，源于人们在生态系统中体验到的共生关系。这样的信仰甚至很难被称为宗教，更像是一种文化。其作用在于影响、约束人们的个体行为，而不在于引导人们尊崇社会中的某个权力核心，从而不可能服务于帝国的统治。随着蒙元帝国的建立，产生了政治权威对宗教的需求。由于本土的萨满教不可能满足这种需求，元代统治者只能寻找替代者。忽必烈引入了教，还将西藏八思巴立为国师，而萨满教就此衰微。而明取代元后，蒙古社会中，政治权威瓦解，萨满教复兴，而教衰微。到了16世纪，力图恢复大元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俺答汗再次求助于教。1578年（万历六年），俺答赴青海西会见西藏索南嘉错，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这就是“”这个名头的由来。到了清代，教被推向顶峰，成为蒙古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崇释”使教的僧侣集团拥有巨大的特权，活佛、们靠寺院经济聚敛、消耗本来就匮乏的财富。例如，阿拉善旗的广宗寺一年之内大小法会相互交叉轮番举行，计有163天的会，253天的小法会。仅用于佛事的灯油一项，每年就需要4530斤，多时达7000斤；加上做糌粑用的青稞，两项费用约合大洋1600元；法会期间膳食费计3500元左右。优越的经济条件，使们的生活日趋糜烂。阿拉善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有姘妇，有的公然接到庙上姘居。每当经会期间，调戏妇女、打架斗殴、酗酒闹事时有发生（见《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崇释”使上层醉生梦死,下层消极等待来世,从精神上麻醉了游牧民族。事实上，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拥有特权的僧侣集团，它引导整个统治集团上层日渐横暴贪淫，以至于民谣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惟其头秃，一发淫毒”，最终使蒙元朝廷彻底丧失了其在国人心中的政治合法性天命。“众建”与“崇释”是游牧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而人口压力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农区人口压力巨大，存在着人口向农牧过渡区移动的巨大压力。起源于游牧、渔猎的满清，本能地保护自己的“龙兴之地”。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了一道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柳城、条子边。目的是禁止汉人进入蒙古和东北。清朝初年，为禁止蒙汉往来，对鄂尔多斯地区实行严格的封锁政策，在其南部沿长城边外划一条南北宽五十里的禁地，不允许汉人进入垦种，也不许蒙古人进入游牧，称为“黑界地”。这一举措的背后，除政治意图外，还包含对草原特性的认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对前去指导蒙古族耕种的黄茂等人说:“蒙古地方既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唯赖牧地而已。”（《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一）陕、晋北部与鄂尔多斯毗邻地区，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大量抛荒。清初，陕晋北部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致力于招徕流移，垦辟荒地，但清廷严禁蒙古私自招垦，所以很少有人迁入鄂尔多斯地区。1687年（康熙三十六年），贝勒阿松拉布奏请：“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黑界地。”此为清代内地人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之始，但政府规定不准在蒙古地区定居，春去秋归（后改为冬归），号为“雁行人”。这些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的陕晋之人只能算是流动人口，尚不能称为移民，更像今天的农民工。18世纪时，人数日增的汉族移民开始非法迁入内蒙古草原，他们从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种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区慢慢地缩小。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在内蒙古东部郭尔罗斯前旗，已有大量来自山东、直隶的农民，“扎萨克”（旗主）不得不向清朝政府请求，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移民地位合法化。在1799年，政府设厅管理在吉林当局管辖下的移民，从而最后接受了既成的事实。“1860年（咸丰11年）正当王朝将它在北满的无移民的领土抛弃给俄国时，它正式把蒙古最东部的位于哈尔滨附近的边境开放给汉族移民。”移民是一个缓慢但持续的过程。一开始，他们只占用少量牧场，但农耕的收益远大于游牧。作为一项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了汉族农业移民区，为它在蒙古领土上的驻军和驿站种植粮食、饲料和谷物。但这一过程持续的结果，却使游牧文明开始衰败。不但内地移民从事农耕，“事实上，当19世纪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农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误解相反，农业在蒙古地区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而在19世纪它的重要性已显著增加，特别在内蒙古更是如此。”（《剑桥中国晚清史》）1901年八国联军迫使清王朝签订《辛丑条约》，规定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是为“庚子赔款”，而当时全国岁入尚不足三千万两白银。清政府国库空虚、外债累累，陷于严重财政危机。几次将赔款、兵资摊派各地,并严令限期筹缴。受命分摊沉重赔款的山西巡抚岑春煊，两次上奏要求开垦蒙地以解决燃眉之急。慈禧太后从西安返京的第二天，就急急忙忙地作出决定，派垦务大臣赶赴晋边督办蒙地垦务，清政府取消了维持长达二百余年的对蒙地“封禁”政策,以政令形式强行放垦蒙旗土地。“查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地方旷衍,甲于朔陲,伊克昭之鄂尔多斯各旗环阻大河,灌溉便利以各旗幅员之计,广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垦十之三四,当可得田数十万顷。二十五年前黑龙江将军恩泽奏请放扎赉特旗荒地,计荒价一半,可得银四五十万两。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放一半亦可得三四倍。”（《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1辑》，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编辑室）“据不完全统计,至1908年,清政府已从内蒙古主要放垦地区征收押荒银近670万两。加上此后继续放垦所得及继续征收此前已放未缴和拖欠的荒银,清政府从大规模放垦蒙地中征收总计应不下上千万两的押荒银。”（张秀华:《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7卷第3期2007年5月）“上千万两的押荒银”对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庚款总额而言，微不足道，但已超过当时岁入（不足三千万两白银）的1/3！如此靠卖地解决财政问题，在近代史上，晚清政府实为“土地财政”的始作俑者。《清实录》称：“朝廷放垦荒地,意在开荒备边。”为“土地财政”披上了一件“移民、备边”的外衣，以显示其“政治正确性”。然而，有学者查遍有关实施蒙垦的文献资料，发现：“无论是贻谷（注：垦务大臣）的《蒙垦奏议》、《蒙垦陈诉供状》和《蒙垦续供》,还是《东三省政略》、《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中的有关文牍、资料以及档案材料,具体记述的都是放垦了多少地亩、征收了多少荒银地价等等,并无某旗某地移入多少汉民、有多少人承领垦种土地之类的记载。”（汪炳明：《是“放垦蒙地”还是“移民实边”？》，《蒙古史研究》第3辑）政府靠“放垦”牟利，以解燃眉之急，职能部门自然追求“有水快流”。垦务局的指导方针是“速放则利速厚”。操切鲁莽的政策，给腐败的官场以巨大的寻租空间。各级垦务官吏随意侵占或私自包揽大片土地，从中渔利。甚至倚势横行,在放荒中“绳丈则多寡不均,放荒则肥硗任意”,至使“缠讼互控,轇轕纷纭,莫可究诘”（徐世昌：《东三省政略》，文海出版）。“清政府不顾当时内蒙古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是否成熟,不顾蒙古族牧民的生计,贸然下令放荒招垦,使牧地日削,蒙古牧民的生存陷入绝望境地。清末放垦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内蒙古各盟旗水草丰美、地势平缓的沿河流域,是蒙古族经营畜牧业的优良牧场。清朝统治者强行放垦这些牧场之后,大多数蒙古牧民被迫赶着牲畜迁往山陵、沙地、碱滩等土壤贫瘠地区,不仅牧场缩小、畜牧业遭到破坏和损失,蒙古民族的原有生存空间也随之严重缩减。”（张秀华：《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7卷第3期2007年5月）质而言之，它是掠夺牧民的生计资源，以填列强的饕餮之口。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强烈的反抗。科尔沁草原先后爆发了陶克陶呼、白音大赉起义。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垦务大臣贻谷被撤职查办，罪名是“误用小人”、“贪残相济、扰害蒙民、败坏边局”。然而“放垦蒙地”之策被随后的北方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继承，又激起了嘎达梅林起义。社会动荡给牧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世纪初，全内蒙蒙古族人口为108万，到1947年减少到83.2万。（见布仁：《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的历史与现状》，《内蒙古地方志》2003年第6期）“大肆掠夺蒙古土地所导致的民族矛盾最终激化,事实上成为清亡民兴之际蒙古地区政局动荡,部分王公上层裹胁煽动蒙古族群众发动独立运动的重要内因。”（张秀华：《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7卷第3期2007年5月）蒙古高原在古代，人畜最集中的地方在草原的东南部。生态环境决定了它可农可牧。作为农田，它是最北、最冷、最旱，也是最坏的农田，而作为牧场，它是最温暖湿润，历代牲畜最多、最好的牧场。而历史的进程是：这个地区渐渐农业化，农牧交错带渐渐北移。结果“最好的草原成了最坏的农村”。“贫困带也相应扩大。把开放的集体草原畜牧业变成了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把草原变成了农村，农牧交错带成为上演悲剧的舞台”。（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放垦区“伴随着丘陵山地、草原，河湖海滩的大量开发，水土流失现象日趋严重，草地退化、沙化趋势有增无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刘克祥：《简明中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自清末始，衰落已是内蒙古游牧文化的大趋势，以后发生的一切，不过是这一趋势的延续。而造成这一趋势的核心动力，是工商文明的入侵。表面上看，是晚清政府在掠夺、侵吞牧民的草场。而晚清政府已被西方列强卡住了咽喉，不管它是否愿意，事实上已经成了西方列强搜刮中华大地的工具。还是慈禧说出了这个政权的真相：“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放垦蒙地”不过是“量中华之物力”的具体措施之一。为了研究靠天然草场支撑的牧业演化，达林太综合内蒙古有关部门的数据，“用能值的方法扣除了包产到户后由牧区系统外向牧区系统内输入的能量所支撑的牲畜头数。这部分能量主要包括由城市和农区两系统输入的能量，主要项目包括国家和牧民的防灾基地建设即防灾措施的能量投入，也包括国家生态治理项目的能量投入”。绘出了建国以来内蒙古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年末存栏头数（羊单位）曲线（见图一）。数据显示，建国以来，内蒙古的游牧文化经历了复兴到再次衰落的过程。1949年，内蒙古天然草场承载的牲畜存栏头数为1009万，到1968年恢复为5301.12万，1965～1986年畜牧业发展基本平稳，牲畜头数在5000万头只上下波动，1990年以后牲畜头数开始下滑，到2005年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头数不足2000万只，不足人民公社时期的40%。共和国成立后，在民主改革时期实施“内蒙古境内一切土地属蒙古民族公有”和“在牧区实行自由放牧”；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施“草场公有，集体经营”；消除了清王朝的“众建”政策导致的封建王公割据局面，使牧民可以根据牧草长势大范围地游牧，以应对牧草的时空变化。遇到灾害，上级政府协调各级政府在全自治区境内配置草地资源，使牧业得到了有效的恢复与发展。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先是草场所有权由人民公社所有变为嘎查（大队）所有，大大压缩了游牧半径；接着草场使用权承包到户，集体经济完全解体，草场被分割为小块私有土地，用围栏圈起来，根本无从游牧，有的干脆禁牧。这个政策的依据是，防止过牧，恢复生态。然而许多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它事实上加剧了草原的退化。长年生存于干旱草原上，牧民多年积累出了丰富的放牧规则，它体现了适应原则与共生智慧。而实际运用这些规则，需要游牧。这意味着，草原上的最小资源利用单位存在规模下限。例如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的苏尼特左旗某嘎查（村），在草场划分前有四户牧民组成一个“浩特”，共同使用草场（包括一口井和几个水泡子），将草场分为南、北两部分，冬夏轮流使用。与“古列延”时代和人民公社时代的资源利用单位相比，这已经很小，到了规模下限。事实上，依据“产权理论”将草场分到户后，传统的游牧规则无法实施，导致了学者们所称的“分布型过牧”，使这里的草场加速退化，牧民陷入贫困。（见张倩、李文军：《分布型过牧：一个被忽视的内蒙古草原退化的原因》，《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22卷第12期 2008年12月）至于围封禁牧，达林太跟踪了内蒙古某旗牧民宝某的6000亩草场。1998年7～9月移民前，监测样方里有22种植物，优势种是冷蒿、达乌里胡枝子、糙隐子，退化指示种为冷蒿、百里香、狼毒，退化程度为轻度退化。围封禁牧三年后，2005年8月，监测样方里只有9种植物，优势种为锦鸡儿、白草，退化程度为极度退化。（见达林太等《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演变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10月）围封禁牧背后的理论假设是：对草场而言，放牧是纯粹的负担，禁牧将此负担完全排除，使草场得以恢复。但这个假设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事实上，对草场而言，放牧既有负担的一面，也有刺激其生长，调节其物种构成的一面。事实上，合理放牧是草原稳定机制的重要环节之一。伴随游牧衰落，牧民普遍贫困化。从2002年以来，达林太对“围封转移”造成的近千户移民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发现几乎100%的牧户负增长！前述牧民宝某是其中一个普通案例，他2002年9月移居到奶牛园区，他移民前后的收支对比见表一。移民后，他原有的6000亩草场实施了禁牧，总收入从4.84万元上升到7万多元。真是环保、经济双丰收。然而再算一下生产成本，就笑不起来了。移民前的生产成本仅1.2万元。而移民后增长到21.84万元！收支相抵，移民前赢利3.64万元，而移民后亏损14.46万元！（见达林太等《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演变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10月）分析宝某的生产成本，饲料占到了86.65%，在游牧时期，这笔费用是不需要的。数据显示，在蒙古草原上，舍饲是一种在经济上不合理的模式，除非有持续不断的外来补贴，它不可能持续运行。畜牧业提供的产品主要是肉、奶、毛、皮。其中最主要的是肉。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我国肉类产量数据，由此可算出我国的肉产量构成（见图二）。数据显示，我国肉类产量的主要成分是猪肉。虽然猪肉的份额从1985年的85.89%降到2008年的63.48%，但仍占近2/3的份额。而且，猪肉余出的份额主要被禽、兔等其他肉类填补，牛、羊肉所增份额不大，两者相加，最高份额为14.51%（2007年）。到2008年降为13.65%。而牛羊肉是牧区的主产品。在牛、羊生产上，内蒙古在几大牧区中占首位，但它占全国的比重有限：2008年羊肉占22.31%，牛肉占7.03%，牛羊肉合计占全国牛羊肉生产的12.9%；占全国肉类生产的1.7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数据计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内蒙古2005年年末存栏量为9336.39万羊单位，而据前述达林太计算的，当年天然草地以羊为单位年末存栏头数仅“不足2000万只”，这意味着内蒙古饲养的牲畜约80%靠区外能源输入维持。还意味着靠内蒙古天然草场能提供的牛羊肉，占全国牛羊肉生产不到2.58%；占全国肉类生产不到0.35%。如此微小的经济份额，不可能让牧民脱贫，更不可能养活庞大的官员队伍。内蒙古不得不另寻出路。无怪乎有学者在定量预测游牧文化消亡的时刻，在准备撰写“游牧文化消亡史”。而此刻工商文明在内蒙古展示出了耀眼的光芒。图三是全国各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比较，数据显示，进入本世纪后，内蒙古的地区生产总值开始加速，自2003年后，一直居于各省首位。让我们来比较2008年内蒙古与其他各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分析内蒙古经济加速的动因与效果。从产业构成看，第一产业仅11.69%，第二产业高达55.03%，其中工业占48.94%。为便于横向比较，可拟定一个简单的指标，称为“相对强度”：相对强度=0，意味着该项参数内蒙古为各省最低；相对强度=1，意味着该项参数内蒙古为各省最高。计算表明，内蒙古的GDP中第二产业比重的相对强度为0.8198；其中工业比重的相对强度为0.8459，可见在各省中，内蒙古的GDP高度依赖于工业。与前述游牧文化创造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产值相对比，不难看出内蒙古当今实际走的道路。在百度上搜索“工业强旗”、“工业立旗”，可以发现这是内蒙古许多地方的战略，笔者查到的就有：正白、镶白两旗，东、西乌珠穆沁两旗，正蓝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鄂托克旗、达拉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四子王旗，察哈尔右前、右中、右后三旗，达茂旗；乌拉特前、中、后三旗，杭锦后旗；额济纳旗，阿拉善左、右两旗；奈曼旗、库伦旗；阿荣旗；敖汉旗；科尔沁右翼前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右、右两旗；陈巴尔虎旗显然,“工业强旗”正如一股旋风，劲吹在内蒙古草原。内蒙古新闻网告诉我们：2002年，内蒙古引进外资2.28亿元，到2008年上升到26.51亿元（见图四）。2002年，内蒙古引进其他省区投资163亿元，到2008年增加到2057亿元（见图五）。上述统计数据令内蒙古新闻网欢呼“自2002年以来，7年间内蒙古引进国内（区外）资金7952.1亿元，实际利用外资89.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10亿元），累计引资超过8500亿元，为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内蒙古展示博大胸怀七年引资8500亿元》内蒙古新闻网2009.9.25）在《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表中，将工业分为：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由此计算出内蒙古在这三个行业占全国的比重为：采矿业13.3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7.11%，制造业2.52%。与各省相比，这三个行业投资的相对强度为：采矿业0.7116，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6585，制造业0.3684。可见内蒙古制造业投资的相对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谓“工业强旗”，很大程度上是“采矿业强旗”。无怪乎人们担忧，所谓的“西部大开发”变成“西部大开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可计算出2008年内蒙古主要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出的份额，其中份额超过1%的，见表二。数据显示，内蒙古工业靠两个基础支撑：其一是采煤和依赖于煤的火电、冶金、水泥；其二是采盐和盐化工。至于比重较大的彩电制造，研究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研究的高菠阳指出：“新疆、甘肃、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等电子工业基础比较差，基本上靠输入元器件装配整机。”（高菠阳《我国彩电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地理研究》第27卷第2期2008年3月）。内蒙古极端缺水，导致草场植被高度脆弱，经不起哪怕很小的污染。而内蒙古的两个工业基础都要大量破坏地表植被，大量消耗水资源，并大量排放污染物。对此刘书润不无愤激地指出：“他们把内地的陈旧设备、已被取缔的重污染企业引入。更娇气的草原，成为纯原料产地，甘当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靠采矿谋发展，一旦地下资源采空，而地表生态系统又被破坏，这里的人们该如何谋生？许多“资源耗竭型城市”已是前车之鉴，内蒙古难道不该深思？